2020年中国人好人事迹3篇

2020年中国人好人事迹篇1

我们班有许多乐于助人的同学，他们像火一般的热心，总是让人不忍拒绝。最热心也最乐于助人的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：晓晴。

晓晴长得微胖，整天笑眯眯的像个温和的大姐姐。她经常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学。有一次，在辅导课的时候，她发现后面的同学题目不会做，于是就走到那个同学身边问她什么不会做。那个同学支支吾吾地告诉她自己哪不会。她听了就耐心的教那个同学。

晓晴耐心的一道题一道题的教她，告诉她应该怎么做，为什么这样做。终于，那个同学听懂了，慢慢地写下了答案。她看见同学会写了高兴地笑了。我看见了很感动，心想：“以后我一定会向晓晴一样乐于助人，帮助同学。”

不仅有晓晴这个“好人”，我们班还有许多这样“好人”。

一天，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在课间的时候见到了一本书。他四下看了看，发现没有一个人像丢了书。于是，他捡起那本书，向四周喊道：“这是谁的书?这是谁的书?”问了好几遍，也没有一个人回答。他毫不犹豫地拿着那本书走向教室，把书交给了老师。老师表扬他，说他拾“金”不昧。我觉得这个同学拾“金”不昧的表现让人很佩服，我以后一定向他学习。

我们班还有许多乐于助人的同学，有的只是一件小事却让人感到温暖。只要大家都帮助身边的人，我们班将会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的班级。

2020年中国人好人事迹篇2

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张富清同志是建行离休干部，党龄71年。他在解放大西北系列战斗中英勇善战、舍生忘死，荣立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、军一等功一次、师一等功一次、师二等功一次和团一等功一次，被授予军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、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和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。然而老人却深藏功与名，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，无私奉献。老人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，太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
淡泊名利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老人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，却选择把这段往事尘封，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不曾告知。他一生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能尽量多的为国家做贡献，60多年来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，老人都深藏功与名，在普通的岗位上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然而张富清却用淡泊名利为这句话作了不一样的注释。

不忘初心，若是初心未改，多应此意须同。即使已经95岁高龄，老人依然时刻铭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。在他的床边摆放的是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，老人在书上用笔勾勾画画，在书中的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，他写下：“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加强品格陶冶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干事，清清白白为官，始终做到对党忠诚、个人干净、勇于担当。”老人坚守几十年的初心一直没变!

甘于奉献，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从部队转业，张富清本可以选择条件好的地方或者回自己的家乡，但是当他得知湖北省来凤县地方偏远，最缺乏人去建设时，他主动选择带着妻子来到这里。在来凤县，他先后在粮食局、三胡区、卯洞公社、外贸局、建设银行等岗位工作，不论在哪个岗位上，他都以孺子牛的精神默默奉献，不提回报

2020年中国人好人事迹篇3

“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，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。”1963年，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，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，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。敦煌夏季酷热、冬季严寒，工作、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，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，可性格倔强的她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，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“打不走”的精神。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，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。

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，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，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，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。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，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，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。

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，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，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，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，不断探索创新，攻克难题。正是在她的带领下，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。

“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，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、保护目标、保护原则、保护措施，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。”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，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，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，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。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，《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》和《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》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。

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，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、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。作为继常书鸿、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，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，丝毫不敢懈怠[lizhigushi.com]。她带头参与科研，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，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。

在樊锦诗的推动下，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，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，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，安全系数得到提高，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，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。

敦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，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，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，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。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，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，永续利用，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。

“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，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。”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的文化遗产，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。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，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，一个全新的“数字敦煌”正向人们走来。

2008年底，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，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。樊锦诗不会忘记，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，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。

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，除崖体加固、风沙治理、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，

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，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、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，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，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，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、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。

为了保护敦煌遗产，又能更好服务游客，在樊锦诗的带领下，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，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，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。樊锦诗提出，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，不断增加收藏、保护、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。

在同行眼里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，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在樊锦诗的带领下，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、佛教美术、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，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，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”的历史已经改变。

“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，国家独立了，国家强大了，国家发展了，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。”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，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心甘情愿，只想做一个“敦煌的女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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